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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一十章(后面有点混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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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〖中〗央执行委员,任〖中〗央宣传部长,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。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,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。同年先后发表《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》、《国民〖革〗命与〖中〗国国民党》等文章,反对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,是国民党右派的“理论家”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历任国民政府委员、考试院院长、国民党〖中〗央宣部长等职,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。一九四八年六月改任国史馆馆长。

    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广州心脏病突发过世,(一说戴季陶在广州因对于共产党人的〖革〗命影响感到恐惧而服用安眠药自杀)。

    一九零五年,十四岁的戴季陶赴〖日〗本留学,在〖日〗本大学(前身是〖日〗本法律学校)读法科,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,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,也就是蒋纬国。一九零九,回到上海。时值晚清,投奔江苏巡抚瑞澄,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。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,戴季陶没了靠山,辞官另找出路,逐步投向〖革〗命派,先当上海《中外日报》记者,继而转入《天锋报》,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。几个月后,十九岁的他,成为《天锋报》总编辑。清政府已盯上了他,下令拘捕,以致他立即逃到〖日〗本躲风,还进了同盟会。

    回上海后,在《民权报》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,被袁世凯下令“提究”关入牢狱。他这时才懂得:“百万锦绣文章,终不如一枝毛瑟(枪)。…,被营救出狱后,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,协助黄兴起义。最后,还在孙中山身旁,当上秘书。陈炯明叛变时,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,保卫孙中山。

    一九一二年五月,助政总长熊希龄签订《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》。舆论大哗,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。五月二十日,戴季陶在《民权报》上发表署名“天仇“的短文,题曰《杀》。全文曰:“熊希龄卖国,杀瑭绍仪愚民,杀1袁世凯专横,杀1章炳麟阿权,杀1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。欲救中华民国之亡,非杀此四入不可。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,仁也:遂〖革〗命之初志,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,义也:弭无穷之后患,智也。〖革〗命初成,不少健儿,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,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,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?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“。

    二十二日,午后四时,租界巡捕房以“鼓吹杀人“为由,拘捕戴季陶入狱。同牢监犯问娄季陶因何被捕,戴慨然说“苍领造字累我,鸦片条约病我“我住租界,我不作官,我弱,我为〖中〗国人,有此种种原因,我遂此矣“。当晚,其妻子探监,勉励说:“主笔不入狱,不是好主笔“。翌日上午,此案开庭审理,戴季陶被交保释放,改期再审。

    许多人没有想到,戴季陶还是“五四”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。

    一九一九年继李大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之后,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〖中〗国伦理问题,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“天才”称马克思是“近代经济学的大家”、“近代社会〖运〗动的先觉”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,说:“翻绎马克司(思,下同)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,岂是可以禁止的?又岂是能禁止的吗?”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:“〖中〗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,陈独秀、

    戴季陶”但党成立的时候,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,不能成为共产党员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,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镰了。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“文胆”和幕后参谋。

    一九二六年,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,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。一九二八年二月,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,十月,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。他还经营了童子军,在〖中〗国发展了五十万成员,写下《伟大精神》、《同舟共济歌》、《日行一善歌》等歌曲,在当时非常流行。

    一九三六年戴季陶代表〖中〗国政府率领〖中〗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,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,和他谈话二十多分钟。事后,游历了欧洲,五个月后才回到〖中〗国。西安事变之后,他认为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应坚决开战。与何应钦不同的是,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,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。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,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。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,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,说:“我是信佛的。活佛在拉萨,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,一是由西康经昌都,二是由青海经玉树,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。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,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,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,不要光走一条路。”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,退了席。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,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,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。

    抗战开始时,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,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,一定会重返的。他写信给儿子:“被欲并吞〖中〗国破坏〖中〗国之企图,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……〖中〗国之前途决不悲观。”所以,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,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,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。结果,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。

    一九四零年,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,见到了尼赫鲁、泰戈尔、甘地等名流。

    抗战结束后,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,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,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。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,他竟然一反常态:“有什么值得祝贺的?哭还在后面……”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,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,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,改任国史馆馆长。

    当陈布雷自杀时,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。但三个月后,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。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,虽然这里成了国都,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,国民党〖中〗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,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“利一零四”号铁轮大火爆炸,烧了三天,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:二日,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,因为工资低:三日,电报电话加价,电报每字五元,电话加四倍,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……

    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,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。初来时情绪尚可,有时还异常矍锋,一月二十七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,戴季陶还致辞,离开纪念堂时,见石阶上有颗烟头,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。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,据《广东商报》报道:“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,民生日形痛苦,忧心过度,病势反而加剧。”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一东园(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),但睡不安。最严重的是,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。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十月,因寝食不宁,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,都被及时抢救而芶延残喘。也不知什么原因,戴季陶到广州不久,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,亲自送到六榕寺,放在觉皇殿中,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,话中提到,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,好像预知死期将至。

    二月十一日,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,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,早已闭门谢客。即使国民政府开会,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,从不发言。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,希望回成都。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,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。

    孙科来广州后,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,先是商量,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,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。

    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,大为不快,说:“孙科太看不起我了。”这晚他更不能入睡,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,在这晚达到了顶峰,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。

    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,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。 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,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。

    据当年报纸报道:“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,觉已冰冷气息奄奄,不禁潸然泪下。…,半夜两点钟,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:“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,还非常亢奋,头脑胀痛如裂,比死还难过。”赵文淑劝后,自己先睡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,已到起床时间,仍未见戴季陶起来,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,面色赤红,鼻际尚有微息喷出,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。九时许,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,只好肃立。十点后,戴季陶气息已绝,但“神色自若,面无戚容”。医生宣布,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,已经逝世了。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:“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,但十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。”一九零二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,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。一九零五年赴〖日〗本,入师范学校,一九零七年入东京〖日〗本大学法科。一九零九年回国,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。次年到上海,任《天锋报》主编,因鼓吹反清〖革〗命被追捕,亡命〖日〗本,后转赴南洋槟榔屿(今属马来西亚),任《光华报》编辑,加入〖中〗国同盟会。

    一九一九年,五四〖运〗动爆发后,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,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。一九二零年去月,戴季陶、沈玄庐、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到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并将《星期评论》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,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〖革〗命、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。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,成为当时与《新青年》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,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,就连陈望道所翻泽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也是由《星期评论》相约的。

   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,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〖中〗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。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,沈玄庐、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。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,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,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。

    一九二二年,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,他在回四11的船上,跳江自杀,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。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,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。一九二三年,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,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,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。他力谏孙中山,不要搞国民党改组,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,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,必然“启他日之纠纷”。

    一九二四年一月,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,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。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〖中〗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国民党〖中〗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。

    一九二五年三月,孙中山病逝后,国民党左、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,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。

    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,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“纯正的三〖民〗主义”。

    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,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,为蒋出谋献策,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。

   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,立场忽左忽右,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。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,之后,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。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,抛出“整理党务案”捏造“中山舰事件”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。毛〖主〗席等人被撤销国民党〖中〗央领导职位,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。

    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,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,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。大批共产党员和〖革〗命群众被捕杀。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…“四一二”政变,他为蒋介石制定了《离俄清党谋略纲要》。

    一九二七年,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,戴季陶任〖中〗央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。

    一九三五年,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,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,委托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。一九三五年八月,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,颁布了第一批《简体字表》,并通知各印书馆。不料,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〖中〗央常委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,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,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,破坏了〖中〗国文化,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,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,是有意回避他。

    蒋介石虽做解释,但戴季陶不听劝,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“如果教育部不收回《简体字表》,蒋介石及国民党〖中〗央召开的任何会议,他一概不参加”。此后的三个月里,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,也很少过问公事。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,又是至交,只能做出让步。一九三六年二月,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“不必推行”简化字的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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