坦诚相待,想着这娘俩和以前那些人不同,应该不是我所担心的那伙人,所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,我们就聊的更多更细了。
大到我的工作,细到我的家庭琐事,我都一一如实讲给顾新娘听。
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没回家,很久没和我老爹老妈聊天了,倾诉起来淋漓痛快至极,毫无保留,当然,这也仅限于一些生活琐事和那些自己经历过而无伤大雅的经历。
我没想到的是,自己居然会在一个刚认识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开。
聊到最后,顾新娘停下了手里的活——估计也做得差不多了,她干脆坐下来和我聊,并点了一盏灯,因为那时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,如果没有灯,房间里就更加黑了。
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扯谎,而且话语也都很平淡、实在,渐渐地,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对我的戒心。
聊到尽兴之处,老太太几乎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。
最后,她终于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,和我无话不谈。
我也忘了当时具体的情形,也不知从哪句话起的头,大约是通过聊天顾新娘知道了我在业余时间还热爱搜奇,在后来的聊天中,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,为了方便阅读,所以我整理一下,使之看起来更加顺畅。
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:
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。
1971年,牟永年那时刚届而立之年,邓红梅也不过二十七八。
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,邓红梅也是该研究所见习生,作为同事,二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,那就是对考古研究相当投入,其痴迷程度几乎让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。再加上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较单纯,以至于过了婚嫁之龄很久了都浑不自觉。
那一年四月,研究所接到上级命令,组成一个考古小组随一个中央考古队进入某处进行一项科考任务。而且,任务非常紧急,当天下达,第二天便要出发。
研究所派出了一个六人小组,其中有四个专家,两个助理。这四个专家分别属于古文字、古生物、古人类、古地质四个领域,都是所里的顶尖人物。
牟永年专攻的是古生物,邓红梅专攻的是古地质。两人由于根正苗红,且对专业业务熟络而被选入。
他们是第二天晚上约十二点左右出发,随行共有十三辆军用卡车,全部以帆布罩住。
同时,还有行动禁令,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张望。
牟永年和他们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辆车,车上还有另外两名军人,荷枪实弹,同时还放了不少装备,包括武器弹药。
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行为通常都是有军人参与的,所以,看到这种情况时,牟永年并不感到意外。
一般情况下,科考人员外出都是配备了指南针的,但那天出发前,大家被告知,队伍行进中先由带队军官统一保管。
用意很明显,指南针在此期间是不能被使用的。
任务没有被告知具体内容及位置,极为隐秘。
那个年代,像这种任务,多问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枪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