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呵呵,”我笑着说,“说不准这个曹风就是在蹲监狱的时候变成了同性恋。不过现在拨云见日了,查到了尸源,破案指日可待。DNA又要立功喽。”
“这个曹风是什么时候出狱的?”黄支队没有接我的话茬儿,接着问张秋,“我要的是具体、准确的时间。”
“刚才我向司法部门朋友查询了一下,”张秋说,“准确时间是去年九月二十二日。”
“时间对得上!”黄支队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,高兴地说,“马上去查这个曹风,生前和哪些男人有染,住在什么地方,有没有什么亲属。”
“怕是不好查。”张秋紧跟着泼来一瓢凉水,“据司法部门同事的介绍,这个曹风从小是个黑户,入狱的时候,他除了曹风这个名字,其他所有资料都拒不交代。因为并没有查到他的户籍,所以监狱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个曹风的身世一无所知。”
“查不清身份,还能找不到人?”黄支队笑着说,“看我们的本事,去查吧!”
案件每次进展到需要调查的时候,我就失业了。
回到宾馆,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专案组传回好消息。翻看着微博,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热点。实在不知做些什么的时候,我又想起了“云泰案”。
为什么在前四起案件中,死者体内都没有发现精子,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却发现了精子?难道真的是不同人作案?不会!那么特殊的绳结打法不可能出自两人之手,如果真的是两个人,那这巧合有些过于夸张了。难道这一次“云泰案”的凶手有了帮手?两个人轮奸?也不会。这么隐蔽的作案,侵犯对象都是弱女子,何必要找什么帮手?强奸犯没必要带徒弟吧?
那么,又会是因为什么呢?
归根结底,问题还是出在“云泰案”前四起案件中。犯罪分子为什么会没有精子?或许这次他出了什么纰漏,把精子留在了死者的体内?目前这样的想法才是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想法。所以,案件侦破的突破口一方面在查DNA,另一方面就是要搞清楚凶手为什么会没有在现场留下精子。
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。
对警察来说,熟睡被惊醒通常不是因为噩梦,而是电话铃。
不过,这次是好消息,曹风的资料和住址找到了。
“这个曹风是不是个同性恋还没有任何调查依据能够证实。”当我赶到专案组的时候,黄支队开门见山地说。
“没有发现他是同性恋的依据?”我问。
“是的。”黄支队说,“倒是很意外地得知,曹风在出狱后不久就结婚了。”
“结婚?”我说,“他不是同性恋吗?他娶的是男人还是女人?”
“少见多怪。”黄支队皱着眉头说,“你不知道有双性恋的说法吗?而且还有很多同性恋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骗婚的。我们以前还接到过此类事情的信访。”
“这个也信访?”
“是啊,”黄支队说,“被骗婚的女子来上访呗。”
“这事儿归公安管?”我十分诧异。
“公安大接访以后,”黄支队摇摇头,“什么信访事项没有接待过?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接待不到的。哎!跑题了,跑题了。”
我想了想,说:“你说的还真有可能。你看,死者是去年九月底出狱的,十月份就结婚了。而我们判断死者应该是十二月到一月左右死亡的,也就是说死者结婚后两个月就死亡了。这个时间也太短了,所以我认为,死者很有可能是因为结婚激怒了他的同性恋男友,然后同性恋男友一气之下杀了他。”
“我考虑的也是这样的可能性。”黄支队低头思考了几秒钟,说,“没有其他可能了。”
“曹风的妻子呢?”我说,“她说不准会知情。”
“目前正在派人查。”黄支队说,“曹风的妻子是四川人,叫孟梦,在我们这边打工。因为曹风生前根本就没有几个朋友,所以调查也很艰难。”
“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”我说,“曹风不是黑户吗?没有户口的人,也可以登记结婚?”
“当然不是去民政局登记结婚。”黄支队说,“曹风以前盗窃的时候,是跟着一个老小偷当学徒的,他把这个老小偷当成自己的师父、亲人。曹风和孟梦结婚的时候,是让这个老小偷当的见证人,三个人喝个烂醉,算是结婚了。”
“有第三个知情人?”我说,“那敢情好,从这个老小偷嘴里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曹风的信息?”
“问题就在这里,”黄支队说,“老小偷交代,曹风生前话非常少,老小偷就知道他无亲无故,其他关于曹风的信息一点儿都不清楚。”
“那老小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呢?”我问。
“据老小偷交代,”黄支队抿了一口茶说,“那次结婚,老小偷是最后一次见到曹风。随后老小偷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问题,就回农村了,至此没再和曹风联系过。”
“也就是说,”我说,“曹风从出狱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和交往情况,只有孟梦一个人知道了?”
黄支队点了点头。
突然,专案组会议室的大门被主办侦查员推开。
“孟梦的身份查清了。”主办侦查员说,“四川籍,家住农村。一年半前到云泰打工,主要是在烧烤店洗烤盘。因为孟梦的脸上有血管瘤,所以长相算是比较丑陋的,她一般也不和别人说话。孟梦结婚的情况,烧烤店的人都不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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